網路上出現 #DeepFake 的換臉技術,Youtuber小玉利用此項技術,對多位女星[挖臉]至色情影片。
那這個換臉的技術,究竟會引來什麼樣的法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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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同意,誰都不能收集我的人臉信息,本是法律常識,但一些企業顯然不這麼認為,擅自使用人臉識別技術對公民進行人臉驗證、辨識或者分析。這是違法的。正如《規定》所明確的,在賓館、商場、銀行、車站、機場、體育場館、娛樂場所等經營場所、公共場所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使用人臉識別技術進行人臉驗證、辨識或者分析,人民法院應當認定屬於侵害自然人人格權益的行為。
  問題來了,如果用戶同意企業采集自己的人臉信息,是否意味著企業的做法就不存在問題?不可一概而論。《規定》指出,信息處理者以與其他授權捆綁等方式要求自然人同意處理其人臉信息,信息處理者以已征得自然人或者其監護人同意為由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這也提醒信息處理者別動歪心思,別在人臉信息上打小算盤。
  此外,《規定》第十二條指出:“信息處理者違反約定處理自然人的人臉信息,該自然人請求其承擔違約責任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該自然人請求信息處理者承擔違約責任時,請求删除人臉信息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維護公民的個人信息,法律在行動,法院在發力。人臉信息屬於敏感個人信息中的生物識別信息,是生物識別信息中社交屬性最強、最易采集的個人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一旦洩露將對個人的人身和財產安全造成極大危害,甚至還可能威脅公共安全。故此,在采集和使用上必須慎之又慎,如果缺乏應有的法律保障,勢必埋下巨大隱患。如今,《規定》已經出台,全社會都有責任全力保護好包括人臉信息在內的公民個人信息,以更好地塑造并提升公民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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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臉自己要保護好

自己的臉自己要保護好

網路上出現 #DeepFake 的換臉技術,Youtuber小玉利用此項技術,對多位女星[挖臉]至色情影片。 […]
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報道,約定受賄,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約定收受或索取財物,但至案發并未實際占有相關財物的情形。約定受賄不是一種法定的受賄類型,在我國刑法中亦無明確規定,但實踐中卻大量存在。根據約定受賄人是否著手實施受賄行為及實際控制財物,可認定約定受賄不成立犯罪、受賄罪未遂或受賄罪既遂。現結合實踐中常見的幾種約定受賄情形,對如何准確認定其犯罪形態作簡要闡述。

單純達成行受賄合意的行為不是“著手”,不應對約定受賄人進行刑事處罰

一般認為,當行為產生了侵害法益的具體危險時就是“著手”。根據刑法理論,著手是犯罪實行行為的起點,行為人著手實施犯罪之後,就要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未遂、中止或既遂)。我國刑法雖然對犯罪的預備、未遂和既遂形態均作出了明確規定,并設置了相應的處罰原則,但從實踐來看,不處罰預備犯已成為司法常態(單獨將預備行為規定為犯罪的除外),因此,著手實際上是對行為人進行刑事處罰的界限,行為人在著手實施犯罪之前,一般不認為是犯罪,不對其進行刑事處罰。

對於約定受賄,實踐中常會遇到這種情形,即行賄人作出送錢的承諾,受賄人對承諾表示認可,或者受賄人主動提出賄賂的要求,行賄人表示認可。對此,有學者認為只要行受賄雙方達成行受賄的合意,即便是受賄人沒有實際取得財物,也表明公權力與財物之間具有交易的可能性,職務行為的廉潔性也存在被侵害的現實危險,因此,這種行為應被認定為受賄罪的著手,應以受賄罪未遂進行處理。筆者不贊成此種觀點,理由是,構成要件反映法益侵害,行為符合構成要件即表明具有法益侵害性。同樣,判斷某行為是否具有侵害法益的危險,也要結合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來看。對受賄罪而言,其構成要件主要包含“為他人謀取利益”和“收受財物”兩個方面,且通常以是否收受了財物作為判斷受賄罪成立的標准,因此,對受賄罪著手的認定就要依據國家工作人員是否具有收受財物的現實危險來判斷。國家工作人員與行賄人單純地達成籠統的行受賄合意的行為,本質上是一種犯罪約定,這種約定應屬於犯罪的預備或者是一種犯意流露,不會使國家工作人員產生收受財物的現實危險,因此,也就不屬於受賄罪的著手,不需要對約定受賄人進行刑事處罰。

收受借條或書面協議的行為是否成立受賄罪未遂,需要具體分析<nextpage>

實踐中,行受賄雙方在達成行受賄合意後,有時會以“打借條”或“簽書面協議”的方式來保證約定有效或規避組織調查。此時,約定受賄人收受借條或簽書面協議的行為是受賄罪未遂還是不構成犯罪,理論界和實務部門有較大爭議。實踐中,對於此種情形,有法院認定為受賄罪未遂,如雲南銅業(集團)有限公司原董事長鄒韶祿受賄案中,鄒韶祿利用職務便利為昆明某集團有限公司謀取利益後,收受該集團董事長鄭某出具的一張載明“鄭某借到鄒某某(鄒韶祿之弟)人民幣800萬元整”的借條,至案發未“兌現”。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最終認定該筆事實成立受賄罪未遂。依據該判決,能否認為約定受賄人收受行賄人借條的行為均成立受賄罪未遂?筆者認為仍需結合具體案情進行分析。在鄒韶祿受賄案中,行賄人鄭某本欲直接送予鄒韶祿800萬元現金,鄒韶祿看到幾大袋現金後,因擔心暴露而不敢直接收受,之後,鄭某便向其出具了一張借條,并保證可以隨時兌現,鄒韶祿收受該借條後一直存放於自己的保險櫃內,直到相關人員被查處後才將借條銷毀。結合案情可知,鄒韶祿不是不想收受這800萬元,而是想通過一種較為隱蔽的方式收受,收受借條以及將借條存於保險櫃的行為表明其并未放棄該筆賄款。鄒韶祿雖然沒有直接收受800萬元現金,但其收受借條的行為表明受賄罪保護的法益已經處於被侵害的現實危險之中,屬於受賄罪的著手,因此,法院判決成立受賄罪未遂是正確的。

但實踐中,也存在這樣的情況,即約定受賄人雖然收受了行賄人出具的“借條”或“書面協議”,但相關手續僅是一種形式,行受賄雙方并未視其為有效法律依據,事後亦未真正打算按照借條或書面協議中所約定的內容兌現。此時,約定受賄人雖然收受了行賄人出具的借條,但收受借條的行為對其獲得賄賂物并無實質性的保障作用,也不會對受賄罪保護的法益造成現實性的危險。對這種情形,筆者認為不宜按受賄罪未遂進行處理。

約定受賄人對行賄人保管的財物具有足够控制力的,成立受賄罪既遂

我國刑法理論上和實務部門通常將行為人是否實際收受了財物作為區分受賄既遂和未遂的標准,而在對“實際收受財物”的理解上,則以行為人是否實際控制了財物為標准,實際控制財物的視為實際收受了財物,成立受賄既遂,反之則成立受賄未遂。<nextpage>

在約定受賄中,由於受賄人并未實際占有約定的財物,對財物缺乏實際控制力,故實踐中約定受賄行為多被認定為受賄罪未遂或不構成犯罪。但在有些情況下,受賄人為規避法律制裁,會與行賄人商定不直接交付財物,而是由行賄人進行保管,待受賄人需要時再獲取財物。此時,如何認定約定受賄人的刑事責任?筆者認為,關鍵在於考察受賄人對行賄人所保管財物的控制力,有足够控制力的,成立受賄罪既遂,反之,成立受賄罪未遂或者不構成犯罪。在對控制力的認定上,可從行受賄雙方的關系和財物所處的狀態兩方面進行綜合把握。

一、行受賄雙方的關系。一般來講,只有行受賄雙方關系密切,互相信任,且受賄人對行賄人的行為具有一定的把控力時,受賄人才能保證行賄人所保管財物的安全性,才能達到對財物隨用隨取的支配狀態。反之,則難以認定受賄人對行賄人保管的財物具有實際控制力。

二、財物所處的狀態。具體可區分以下幾種情況,一是對財物進行了單獨保管。這種情況下,如果受賄人獲得財物沒有其他客觀障礙,可以隨用隨取,則一般應認定受賄人對財物具有控制力。二是對財物單獨保管,但受賄人取得財物需要借助行賄人的幫助。例如,行賄人雖然將其保管的財物單獨存入了某銀行賬戶,但賬戶卻是以自己名字開的,這種情況就要考察受賄人取得財物的難易程度、行賄人的心態及財產狀況等多種因素,并依此判斷受賄人對財物的控制情況。三是財物沒有單獨保管。這種情況下,說明受賄人取得財物的保障性不強,對財物的控制力存在一定障礙,但不能據此認為此種情形下均不成立受賄罪既遂,仍需要結合具體案情來判斷受賄人對財物的實際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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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確認定約定受賄的犯罪形態

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報道,約定受賄,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約定收受或索取財物,但 […]

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察委網站報道,購物卡、加油卡等消費卡具有交易隱蔽、使用方便、難以追蹤查證的特點,成為收送禮甚至權錢交易的慣用手段。實踐中,收送消費卡的行為貫穿紀、法、罪的認定,因此有必要對收受消費卡的證據收集、數額認定、紀法適用等問題進行梳理。

  收受消費卡的證據收集。在審查收受購物卡、加油卡等消費卡時,通常需要確定消費卡的現有狀態、來源、使用情況三個要素。其一,要確定卡片的現有狀態。如果卡片已經被扣押,就要審核相關的搜查筆錄、扣押決定書及清單、物證照片等手續是否齊全;如果卡片已經遺失或銷毀,則需要具體經手人做出說明或形成筆錄材料。其二,要確定消費卡的來源。通過訊問、詢問收、送卡人,確定購卡時間、售卡網點、購卡方式等。通過售卡網點,調取購卡時預留的實名信息,如聯繫人、聯繫方式,並確保登記的售出卡片編號與扣押卡片編號一一對應;使用轉賬方式購卡的,則應調取相關賬戶的交易明細;單位購卡的,還應調取入賬報銷的財務憑證、購卡發票等材料。另外,登記的購卡人和送卡人信息不一致時,還應當通過調取相關人員筆錄查明具體原因,是委托代買、購卡後轉贈,還是為躲避實名登記而從“中介”處購得。其三,要確定消費卡的使用情況。通過走訪消費卡對應的商場(超市)、加油站等,查明相關卡片的儲值數額、消費狀況以及消費時有無關聯的會員賬號,必要時可以由相關單位出具說明。

  消費卡的數額認定。實踐中,部分售卡方為了促銷經營,經常會打折銷售消費卡。對於這類情形的收送數額,實踐中通常會以卡片面值直接認定。筆者認為,這一做法符合一般人認識規律、便於實踐操作。一是收送的標的物——消費卡,代表的利益數額實為面值數額,該卡在轉贈流通、兌換商品時均能獲得與面值數額等價的利益。二是行為人雙方不存在錯誤認識,送卡人希望送予的數額與收卡人明知收受的數額,均是面值數額,而不是購卡時的折扣數額。三是對類似問題已有規定,可以參照適用。如2011年國務院《關於規範商業預付卡管理的意見》規定,國家工作人員收受商業預付卡又不按規定及時上交的,以收受同等數額的現金論處。

  如何區分違紀違法或職務犯罪。收受購物卡、加油卡等消費卡的行為在違紀違法或職務犯罪案件中都很常見,區分定性時應當注意以下方面。首先,確定行為人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具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符合權錢交易特征的,可能構成受賄罪,反之則考慮構成違紀或職務違法。需要注意的是,2016年“兩高”《關於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級關係的下屬或具有行政管理關係的被管理人員的財物價值3萬元以上,可能影響職權行使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其次,確定涉案數額是否達到刑事立案標準。如果數額未達到立案標準,即使有謀利事項,也應按照紀法銜接條款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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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定收受消費卡行為需注意哪些問題

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察委網站報道,購物卡、加油卡等消費卡具有交易隱蔽、使用方便、難以追蹤查證的特點,成為收送禮甚至 […]

據澎湃新聞報道,“河南登封7歲男童武校身亡”一案今日(10月13日)在河南新密市人民法院再次開庭審理。

    澎湃新聞從該案代理律師處獲得的出庭通知書顯示,新密法院受理桑某明(涉事武校教練)過失致人死亡一案,定於2021年10月13日9時開庭審理。

    7歲男童程某博的家屬告訴澎湃新聞,他們不認同以“過失致人死亡罪”對桑某明提起公訴,他們堅持認為,桑某明是故意傷害程某博并致其死亡的。程某博家屬表示,會堅持追究桑某明應有的罪責。

    澎湃新聞此前報道,2019年10月,時年7歲的程某博在登封市一武校學武期間突然暈倒,送醫後死亡。涉事教練被登封市公安局處行政拘留14天,罰款500元。程某博家屬認為程某博被診斷頭部受傷,疑似被毆打所致,不服該處罰決定,遂將登封市公安局起訴至法院,要求公安局撤銷行政處罰,堅持刑事控告。

    2020年3月16日,鄭州鐵路運輸法院一審支持了程某博家屬的訴請,撤銷了此前警方對涉案教練桑某明作出的行政處罰決定。2020年6月8日,登封市公安局對程某博死亡一事進行立案,并對桑某明采取了強制措施。
    程某博父親提供的新密市人民檢察院起訴書顯示,2019年10月8日下午,被告人桑某明在登封市區少室路北段嵩山村天辰俱樂部內,對違規組織招收的被害人程某博等5名未成年人進行武術訓練,明知程某博對訓練有抵觸情緒,仍使用木尺進行懲戒,後要求程某博繼續訓練。在訓練過程中,桑某明未盡到注意義務,未采取有效防護措施致使程某博完成具有危險性的“平蹬”動作後倒地昏迷,後經搶救無效死亡。經鑒定,被害人程某博系頭部受到外力作用引起硬膜下血腫死亡。

    檢方認為,被告人桑某明的行為已經觸犯刑法第二百三十三條之規定,構成過失致人死亡罪,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應當以過失致人死亡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該案曾於2021年9月17日在新密市人民法院開庭,未當庭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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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封7歲男童武校身亡”案再開庭

據澎湃新聞報道,“河南登封7歲男童武校身亡”一案今日(10月13日)在河南新密市人民法院再次開庭審理。     […]

17日,福建泉州法院對欣佳酒店“3·7”坍塌事故涉及的楊金鏘等13名被告人犯重大責任事故罪,偽造國家機關證件罪,偽造公司、企業印章罪,提供虛假證明文件罪,行賄罪一案以及7起職務犯罪案件,進行一審公開宣判。

  2020年3月7日,位於泉州市鯉城區的欣佳酒店所在建築物發生坍塌事故,造成29人死亡、50人不同程度受傷,坍塌的建築物係泉州市新星機電工貿有限公司綜合樓。 

  新華社報道,法院經審理查明,新星機電工貿有限公司、欣佳酒店實際控制人楊金鏘違反國家有關城鄉規劃、建設、安全生產規定,為謀取不正當經濟利益,在無合法建設手續的情況下,雇傭無資質人員,違法違規建設、改建鋼結構大樓,弄虛作假騙取行政許可,安全責任長期不落實,是事故發生的主要原因。楊金鏘等人將欣佳酒店建築物由原四層違法增加夾層改建成七層,達到極限承載能力並處於坍塌臨界狀態,加之事發前對底層支承鋼柱違規加固焊接作業引發鋼柱失穩破壞,導致建築物整體坍塌。

  相關責任人及欣佳酒店承包經營者在發現重大安全隱患後,未履行安全管理職責,未及時採取緊急疏散等措施,最終造成重大傷亡事故及嚴重經濟損失。楊金鏘夥同他人偽造國家機關證件用於騙取消防備案及特種行業許可證審批,使違規建設的欣佳酒店建築物安全隱患長期存在。楊金鏘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單獨或夥同他人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致使欣佳酒店建築物違法違規建設、經營行為得以長期存在。

  另查明,福建省建築工程質量檢測中心有限公司有關工作人員在對欣佳酒店建築物進行房屋質量檢測時,明知存在安全隱患,仍違反技術標準要求,故意提供虛假證明文件。李泉生等2人在不具備相應資質的情況下,明知楊金鏘未取得相關規劃和建設手續,仍為欣佳酒店建築物建設等繪製建築施工圖紙。泉州市公安局鯉城分局原副局長張漢輝等7名公職人員存在濫用職權、玩忽職守、受賄等犯罪行為。

  根據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實、情節、危害結果及認罪悔罪表現等,法院依法作出判決。對楊金鏘以重大責任事故罪、偽造國家機關證件罪、行賄罪數罪並罰,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並處罰金人民幣二百二十萬元;對其餘12名同案被告人分別判處十三年至二年六個月不等有期徒刑,並對其中部分被告人並處罰金。對張漢輝等7名被告人以受賄等罪分別判處六年八個月至二年不等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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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欣佳酒店坍塌事故系列刑事案件一審宣判

17日,福建泉州法院對欣佳酒店“3·7”坍塌事故涉及的楊金鏘等13名被告人犯重大責任事故罪,偽造國家機關證件罪 […]

7月30日,公安部会同最高法、最高检于以电视电话会议的形式,对省、市、县三级公检法机关开展《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二)》(以下简称《意见二》)联合培训。

在会上,文件主要起草人、最高法刑三庭副庭长李睿懿解读了《意见二》六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亮点一

进一步完善案件的管辖规定

《意见二》第一条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上下游关联犯罪一并纳入其中,实行一体管辖,具体说,就是将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手机卡(包括同类性质的流量卡、物联网卡)、信用卡(包括同类性质的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的开立地、销售地、转移地、藏匿地、使用地、资金交付和汇出地等,微信、QQ等即时通讯信息的发送地、接受地、到达地等,“猫池”、多卡宝等硬件设备的销售地、入网地、藏匿地,互联网账号的销售地、登录地等均纳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地范围之内。

《意见二》第二条补充规定了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作案工具、技术支持等帮助以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由此形成多层级犯罪链条的,或者利用同一网站、通讯群组、资金账户、作案窝点实施电诈犯罪的,应当认定为多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的犯罪存在关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可以在其职责范围内并案处理。

亮点二

进一步完善跨境电诈犯罪的认定

《意见二》第三条规定有证据证实行为人参加境外诈骗犯罪集团或犯罪团伙,在境外针对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诈骗数额难以查证,但一年内出境赴诈骗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或多次出境赴诈骗窝点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66条规定的“其他严重情节”,以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这样规定,主要是考虑出境的时间和次数能够充分体现行为人参与境外诈骗犯罪活动的程度和社会危害程度,也反映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这条规定充分体现了对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尤其要从严惩处的精神,也一定程度解决了办理此类案件遇到的突出的取证难、定罪难的问题。法律适用中需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行为人必须具有“参加境外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或犯罪团伙,且在境外实施了具体的诈骗犯罪行为”。这是一个基本前提,必须有相应的证据证明。第二,只适用于行为人在境外对境内居民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不适用于行为人在境内实施的诈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第三,诈骗数额难以查证,是指基于客观困难,确实无法查清行为人实施诈骗的具体数额。第四,本条规定的“30日以上”,应当以其实际加入诈骗窝点的日期计算。

《意见二》第十四条规定了境外取证的证据效力问题,通过国(区)际警务合作收集或者境外警方移交的境外证据材料,确因客观条件限制,境外警方未提供相关证据的发现、收集、保管、移交情况等材料的,公安机关应当对上述证据材料的来源、移交过程以及种类、数量、特征等作出书面说明,由两名以上侦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公安机关印章。经审核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意见二》第十五条规定,对境外司法机关抓获并羁押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嫌疑人,在境内接受审判的,境外的羁押期限可以折抵刑期。这条规定主要参考了我国与一些国家签订的司法协助条约,体现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也有利于今后继续开展国际刑事司法合作。

亮点三

进一步明确涉“两卡”犯罪的法律适用

《意见二》第七条规定,为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而实施下列行为,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的“帮助”行为:一是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的;二是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的。实践中“两卡”分为两大类:一是信用卡类,具体包括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以及其他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二是手机卡类,具体包括手机卡、流量卡和物联网卡。两类工具的危害性有别,打击重点有别,具体规定也有别。对于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类的,包括他人的信用卡,也包括本人的信用卡。对于收购、出售、出租手机卡类的,仅包括他人的手机卡,不包括本人的手机卡。

《意见二》第八条进一步补充完善帮信罪的主观明知规定,最终确定了综合判断标准,以方便司法操作。在认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时,采用综合认定的原则,即根据行为人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手机卡的次数、张数、个数,结合其认知能力、既往经历、交易对象、与实施网络犯罪行为人的关系、提供支持或帮助的时间和方式、获利情况等因素,予以综合认定。没作列举式的规定,主要是可以有效应对纷繁复杂的个案情况,防止挂一漏万,也留下司法裁量的空间和余地。比如说,行为人多次收购、出售“两卡”,或收购的“两卡”数量很大,明显超出自用的,如果还以不明知辩解,显然不合常理常情,此时就可以推定“明知”。

《意见二》第九条对“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兜底性规定又作了进一步的细化,对非法交易手机卡、信用卡区别对待,规定了不同的数量标准。对于收购、出售、出租信用卡类的,包括信用卡、银行账户、非银行支付账户、具有支付结算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网络支付接口、网上银行数字证书5张或5个以上的,认定为其他情节严重情形;对于收购、出售、出租他人手机卡类的,包括手机卡、流量卡、物联网卡20张以上的,认定为其他情节严重情形。

需要注意的是:《意见二》第八条和第九条分别是对“帮信罪解释”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的兜底性条款进行的细化,在认定行为人是否具有主观明知,以及是否达到“情节严重”时,应首先适用“帮信罪解释”的相关规定,只有在司法解释对主观明知认定和“情节严重”的条款不能涵盖时,才根据《意见二》规定予以认定。

《意见二》第十条对网络经销商的责任义务作了规定。网络经销商掌握着电商平台预付卡、虚拟货币、手机充值卡、游戏点卡、游戏装备等资源,诈骗犯罪分子往往利用这些资源转移、隐瞒诈骗犯罪所得。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通过调查经销商追溯诈骗行为时,个别经销商以正常经营为由,既不配合调查也不终止交易,严重影响了案件的办理。依照本条规定,公安机关调查案件时,已明确告知经销商他所交易的对象涉嫌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但经销商仍继续与之进行交易,符合刑法相关规定时,可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其刑事责任。当然,经销商的此类行为还可能构成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义务罪,如果有事先通谋,还可能构成诈骗犯罪的共犯。因此,该条还作了“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规定,以满足实践需要。

亮点四

进一步明确其他关联犯罪的法律适用

《意见二》第四条规定,无正当理由持有他人的单位结算卡的,属于“非法持有他人信用卡”,可以按照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定罪处罚。对单位结算卡进行专门规定,是考虑到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了利用对公账户和单位结算卡对赃款进行转账、套现、取现的情况。而且由于单位结算卡本身可信度高、交易金额大,在黑市上交易价格更高,极易成为“洗钱”工具,社会危害更大。从功能来看,单位结算卡具备账户查询、转账汇款、现金存取、消费等功能,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中对于“信用卡”的界定。

《意见二》第五条对使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情况作了补充规定。“两高”《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将“账号密码”列入公民个人信息范畴。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分子对于微信、QQ、支付宝等互联网账号密码进行批量注册、贩卖,成为支撑电信网络诈骗的巨大黑灰产。对此,《意见二》将非法获取、出售、提供具有上述功能的互联网账号密码的行为,列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惩治范围。除此之外,人脸、虹膜、声纹等生物识别信息被广泛用于网络软件的注册、登录、支付,发挥着与传统账号密码相同的作用,社会公众对于加强生物识别信息司法保护的呼声很高。因此《意见二》规定,非法获取、出售、提供具有上述功能的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

《意见二》第六条规定了可以按照伪造身份证件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随着网上申办渠道的开通发展,身份证件网络认证已成为必要环节。在此过程中,个别不法分子为规避实名制管理,多通过“深度伪造”技术,使用他人真实的姓名、身份证号等身份证件信息,替换他人身份证件相片,以此通过网络验证。这样的行为,虽然没有伪造实体的身份证件,但对身份证件作伪处理后能够通过网上认证,使之实际具备了实体身份证件的功能,严重妨害了国家对身份证件的管理秩序,符合伪造身份证件罪的构成要件。因此,《意见二》第六条规定,此类行为可以按照伪造身份证件罪追究刑事责任。

《意见二》第十一条又增加三种为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常见行为方式,包括多次使用或者使用多个非本人身份证明开设的收款码、网络支付接口等,帮助他人转账、套现、取现的;包括以明显异于市场的价格,通过电商平台预付卡、虚拟货币、手机充值卡、游戏点卡、游戏装备等转换财物、套现的;包括协助转换或者转移财物,收取明显高于市场的 “手续费”的。同时并规定,实施上述行为,事前通谋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法律和司法解释另有规定的除外。

《意见二》第十二条规定,诈骗犯罪行为可以确认,但实施诈骗犯罪的行为人尚未到案,可以依法先行追究已到案关联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需要注意的是,“诈骗犯罪行为可以确认”,是指诈骗犯罪行为确实存在,不要求必须已经由刑事判决确认犯罪。不论诈骗犯罪实行犯是否归案、是否被判处刑罚,均不影响诈骗犯罪事实的成立,也不影响对关联犯罪事实的认定和帮助犯的实际处理。

亮点五

进一步强调贯彻基本刑事政策

《意见二》第十六条继续坚持从严惩处方针,强调总体从严、区别对待、宽严相济、宽以济严,确保三个效果的统一。从近年来办理的案件情况看,涉案人员低龄化现象比较突出,尤其是一些未成年人、在校大学生、刚毕业大学生受到犯罪集团蛊惑引诱甚至欺骗参与犯罪,自毁前程,自毁人生,令人扼腕痛惜。坚持从严惩处,重点是针对电诈犯罪集团的组织者、策划者、指挥者和骨干分子。对于这些人员,要毫不犹豫地严厉惩处。对于初犯、未成年人、学生,要结合具体案情,综合判定其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能真诚认罪悔罪的,还是要以教育、感化、挽救为主,依法从宽处罚。

亮点六

进一步健全追赃挽损机制

《意见二》第十七条进一步强调,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案件时,查扣在案的涉案账户内资金,应当优先返还被害人,如不足以全额返还的,应当按照比例返还。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在办理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时,要把追赃挽损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抓紧抓好。对被告人积极退赃退赔的,可作为量刑情节予以充分考虑,反之,不仅在量刑方面,还要在减刑、假释方面严格把握尺度,体现从严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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