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銀行卡民事糾紛案件若幹問題的規定》正式實施,其中明確,發生銀行卡盜刷交易後,借記卡持卡人基於借記卡合同法律關系請求發卡行支付被盜刷存款本息并賠償損失的,以及信用卡持卡人基於信用卡合同法律關系請求發卡行返還扣劃的透支款本息、違約金并賠償損失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近年來,不少持卡人都遭遇過偽卡盜刷或網絡盜刷,因之引發的糾紛持續增多。從網友經歷來看,有人幸運地得到了銀行的賠償,有人被銀行告知責任自負,不少持卡人為此與銀行對簿公堂。如今,最高法厘清銀行卡盜刷責任,積極回應社會關切,其中對於借記卡及信用卡遭盜刷後均可向銀行索賠的規定,不僅能倒逼銀行加強用戶信息保護和金融風險防範,也為今後遭遇盜刷的用戶提供了權威指南和維權依據,讓持卡人對自己的財產安全又添了一份安心。

對持卡人來說,新政中有一條需要重視并牢記:在盜刷情形下,持卡人對銀行卡、密碼、驗證碼等身份識別信息、交易驗證信息未盡妥善保管義務具有過錯,或者未及時采取掛失等措施防止損失擴大,發卡行主張持卡人承擔相應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這也就給持卡人提出了要求:時刻存放好卡片,不隨意洩露身份識別信息及辦卡信息,一旦發現卡片被盜,盡快按流程掛失止損。在保護持卡人權益的同時,絕不袒護其過失行為,這正是司法公正的具體體現,也是從規範用戶主體行為的角度,維護銀行卡的正常交易秩序。

銀行卡能不能牢牢“卡住”存款,是事關百姓財產安全保障的大問題。最高法對發卡行和持卡人在銀行卡盜刷前後義務的明確,如同在法律層面上為銀行卡上了一道“盜刷險”,是加快銀行卡產業法治化進程的必要舉措,也能增加老百姓對金融安全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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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法律為銀行卡上“盜刷險”

用法律為銀行卡上“盜刷險”

5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銀行卡民事糾紛案件若幹問題的規定》正式實施,其中明確,發生銀行卡盜刷交易後, […]

2016年12月至今,湖南衡陽女子寧順花因無法忍受丈夫陳定華賭博家暴,3次提起離婚訴訟,1次上訴,均被衡陽縣法院駁回。3月3日,寧順花再次向衡陽縣法院起訴離婚,湖南省高院日前表示正在了解情況。當地通報稱,“陳定華自始至終請求和好的意願非常強烈”“寧順花也通過短信等方式向被告表示願意給其時間和機會”。

  說好了婚姻自由,不能只有結婚這半邊自由,忽視離婚那半邊。衡陽縣法院前後幾次給出的理由是,“沒有確切證據證明夫妻感情確已完全破裂”。人的感情何其複雜,法院要做到准確評判夫妻之間感情是否破裂,顯然不太容易。正因如此,當時實行的婚姻法采取概括+具體+兜底的方式,明確規定了實施家庭暴力、賭博屢教不改等幾種導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有這些情形之一經調解無效的,應准予離婚。陳定華曾因賭博、與寧順花及其家人發生肢體衝突,多次受到行政處罰。如果這還不算符合法律規定的確切證據,什麼才是呢?

  2019年12月,離婚訴訟庭審結束後,陳定華租車追趕寧順花,將其拖下車致其受傷,法庭兩次下達人身安全保護令。然而,衡陽縣法院又一次駁回了離婚請求,“為保障家庭穩定和社會和諧,以不離婚更為適宜”。矛盾已經激化到需要人身保護的地步,還要保障這種充斥著暴力衝突與精神恐嚇的危險狀態穩定地存續下去?

  據報道,當地派出所、村委會、婦聯一直在關注此事,做過很多次調解,“一般的打擊處理對他沒有效果”。事已至此,有關部門不該無動於衷。刑法規定有尋釁滋事罪,有“隨意毆打他人,情節惡劣的”“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情節惡劣的”等行為之一,破壞社會秩序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果當事人精神過度偏執,可以根據相關規定,視具體情況將其送醫檢查。對於離婚案件本身,民法典在婚姻法基礎上補充規定了“經人民法院判決不准離婚後,雙方又分居滿一年,一方再次提起離婚訴訟的,應當准予離婚”。法院這次如何處理,大家都在看著。

  此外有必要追問,該事件有沒有普遍性?還有多少家庭中一方想要離婚一方不想,因為法院不判離而陷入長久的糾纏折磨?過於隨意的結婚和離婚或許不利於社會秩序穩定,可這件事讓人看到,解除一段不幸的婚姻竟如此之難,很可能加劇很多人對婚姻的恐懼。一次又一次該判離而不判的訴訟消耗著當事人的精力,消耗著司法資源,消耗著人們對司法保障的信任。“寧拆一座廟,不毀一樁婚”的出發點是好的,但離婚自由有保障,對婚姻的保護才算得上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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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5年4次起訴離婚均被駁回:司法莫被“暴力威脅”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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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不掉的婚”需要一個答案

2016年12月至今,湖南衡陽女子寧順花因無法忍受丈夫陳定華賭博家暴,3次提起離婚訴訟,1次上訴,均被衡陽縣法 […]

“湖南女子5年4次起訴離婚均遭駁回”一事持續發酵。

  據媒體報道,從2016年12月至今,湖南省衡陽縣井頭鎮80後女子寧某花,因無法忍受丈夫陳某華長年沉迷賭博選擇訴訟離婚。在起訴離婚期間,陳某華每每威脅恐嚇甚至采取暴力手段傷害寧某花及其家人、律師,并威脅“要報複社會,制造恐怖事件”。

  就離婚引起的糾紛,陳定華被拘留3次,寧順花被拘留1次,衡陽縣法院2次下發人身保護令。即便如此,婚始終沒離成,當地法院給出的理由都是“無證據證明夫妻雙方感情確已破裂”。如2020年8月,承辦法官以“為保障家庭穩定和社會和諧,以不離婚更為適宜”為由,再次駁回了寧順花的訴訟請求。2021年3月3日,寧順花第5次向衡陽縣法院起訴離婚,目前案件正在審理中。

  對此,衡陽市婦聯的工作人員稱確有此事,并稱當地婦聯自2016年就一直在跟進此事。湖南省高院相關人士回應,省高院已關注到這起事件,正在了解相關情況。

  就法律規定而言,我國婚姻法的確堅持“夫妻雙方感情確已破裂”的離婚標准。但就這起離婚案的實際情況來看,判決離婚幾乎應該沒什麼爭議。

  因為根據司法解釋規定,應當准許離婚的法定情形諸如:因感情不和分居已滿三年,確無和好可能的,或者經人民法院判決不准離婚後又分居滿一年,互不履行夫妻義務的;一方好逸惡勞、有賭博等惡習,不履行家庭義務,屢教不改,夫妻難以共同生活的;受對方的虐待、遺棄,或者受對方親屬虐待,或虐待對方親屬,經教育不改,另一方不諒解的等,都屬於“調解無效的,應當准予離婚”。

  從司法實踐看,請求離婚的次數的確是感情破裂的重要標准,就起訴離婚次數而言,雖然法律沒有明確規定第一次起訴必須判決離婚,但實踐中判決不准離婚後又分居滿一年,互不履行夫妻義務的,再次起訴離婚,基本上都能判離。

 即使第二次沒判離,連續第三次也該離了。寧順花“五年四次”訴請離婚,遠遠超過普遍認知中的司法“慣例”。

  五年時間裡,還有多次拘留,兩次下達人身安全保護令,無論如何,這樣的婚姻沒必要也沒可能再維持下去。

  客觀而言,鑒於客觀事實上的搜集證據問題,承辦法官在自由裁量權範圍內審慎裁決,也很常見。

  但對於這種有暴力傾向的一方以暴力裹挾另一方權益,進而“綁架”司法與社會的行為,若司法一再退讓,恐怕很難保障家庭穩定和社會和諧——因為這個家庭已經處於暴力和脅迫之中,法律繼續將其捆綁在一起,對女方的傷害只會越來越大,不僅婚姻名存實亡,還可能釀出更大的悲劇。

  面對女方參加開庭都要帶著遺書,當地派出所都坦言“壓力很大,想了很多辦法,但是都沒用”的現實,曉之以理,動之以情看來已無法奏效,唯有嚴肅法律,依法辦事才是處理這起離婚案(實際已不僅僅是一起離婚案)的應然選擇。

  針對陳某的暴力傷害和威脅報複,不能因為是夫妻關系就可網開一面,毆打傷害女方及女方的家人,甚至威脅、毀損女方代理律師的財物,經過三次拘留還不悔改,其行為可能涉嫌尋釁滋事罪。

  而針對法官的威脅,根據最高院《人民法院法庭規則》以及刑法第三百零九條規定的擾亂法庭秩序罪,侮辱、誹謗、威脅、毆打司法工作人員或訴訟參與人,不聽法庭制止,嚴重擾亂法庭秩序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

說到底,法律原則不能因為本就搖搖欲墜的婚姻家庭關系而成為擺設。

  當代社會,婚姻價值觀已經發生重大變化,婚姻自由包括結婚自由也包括離婚自由。對於離婚,人們早已能够寬容和理解,司法也應該順應這種社會情勢,而不是為了表面上的一時和諧,而埋下一顆更大的雷。

  法不能向不法讓步,安撫不法者,不能以犧牲守法者的利益為代價。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始終是處理婚姻家庭案件的根本標准,也是現代婚姻法治應該堅守的基本准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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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準確界定以借為名受賄與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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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4次起訴離婚均被駁回:司法莫被“暴力威脅”綁架

“湖南女子5年4次起訴離婚均遭駁回”一事持續發酵。   據媒體報道,從2016年12月至今,湖南省衡陽縣井頭鎮 […]

據人民日報報道,10月2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聽證工作規定》(以下簡稱《檢察聽證規定》),其中規定,公開聽證的案件,公民可以申請旁聽,人民檢察院可以邀請媒體旁聽。

據介紹,《檢察聽證規定》區分了公開聽證和不公開聽證。擬不起訴案件、刑事申訴案件、民事訴訟監督案件、行政訴訟監督案件、公益訴訟案件的聽證會一般公開舉行;處於偵查階段的審查逮捕案件、羈押必要性審查案件以及當事人是未成年人案件的聽證會一般不公開舉行。兩者的區別在於,公開聽證的案件,公民可以申請旁聽。

《檢察聽證規定》還規定,人民檢察院充分聽取各方意見後,根據已經查明的事實、證據和有關法律規定,依法獨立作出決定。能夠當場作出決定的,由聽證會主持人當場宣布決定並說明理由;不能當場作出決定的,在聽證會後依法作出決定,向當事人宣告、送達,並將作出的決定和理由告知聽證員。此外,人民檢察院聽證活動經費按照人民檢察院財務管理辦法有關規定執行,不得向當事人收取費用。

關於聽證的範圍,《檢察聽證規定》一方面列舉了羈押必要性審查案件、擬不起訴案件、刑事申訴案件、民事訴訟監督案件、行政訴訟監督案件、公益訴訟案件等常見的聽證案件類型;另一方面,要求進行聽證的應當是在事實認定、法律適用、案件處理等方面存在較大爭議,或者有重大社會影響,需要當面聽取當事人和其他相關人員意見的案件,並且在程序上設置了“經檢察長批准”的要求。特別是,對於審查逮捕案件,考慮到偵查階段的保密要求,限定在需要核實評估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社會危險性、是否具有社會幫教條件的情形。

據統計,今年1月至9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對13件案件組織了聽證會,地方三級檢察院對16354件案件組織了聽證會。其中,基層檢察院14359件,占87.8%;省級檢察院、市級檢察院1995件,占12.2%。在組織的聽證會中,公開聽證13970件,占85.4%,主要集中在擬不起訴案件、刑事申訴案件、民事訴訟監督案件、行政訴訟監督案件和公益訴訟案件。不公開聽證2384件,占14.6%,主要集中在審查逮捕案件、羈押必要性審查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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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檢:公開聽證的案件,公民可以申請旁聽

據人民日報報道,10月20日,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人民檢察院審查案件聽證工作規定》(以下簡稱《檢察聽證規定》) […]

案例1:黨員領導幹部甲,利用職務便利為轄區內某房地產公司老板A投資的房產項目在用地事項上提供幫助。事後甲提出想投資入股,A為感謝甲的幫助,表示同意。甲遂投資50萬元到A的房地產公司。其間,甲多次取得分紅款,共計260萬元,其中超過公司正常分紅比例部分為140萬元。

  案例2:黨員領導幹部乙,利用職務便利為轄區內某礦山公司順利競得采礦權提供幫助,後該公司為表示感謝欲送現金,乙擔心現金易暴露未收受。乙提出想投資入股500萬元,該公司表示同意。後乙與B、C三人共籌集500萬元投資到該公司,其中乙出資100萬元,B、C各出資200萬元,並以B的名義簽訂了投資協議,約定共享收益、共擔風險,並按照持股比例分紅。公司經營連年盈利,其間,三人多次分紅總計750萬元(未超過公司正常分紅比例),乙分得150萬元。

  【分歧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甲、乙的行為均涉嫌受賄罪。理由是,前期為請托人謀利,後期請托人為表示感謝以“投資分紅”的方式兌付甲、乙前期以權力提供的幫助,出資和協議均為幌子,實際欲借投資之名行受賄之實,符合賄賂犯罪權錢交易的本質特征,均應以涉嫌受賄罪論處。

  第二種意見認為:甲的行為構成違紀並涉嫌受賄罪,乙的行為構成違紀但不涉嫌受賄罪。其中,甲投資房地產公司所獲分紅中的正常部分應認定為違紀所得,超出正常部分應認定為受賄;乙前期雖為礦山公司謀利,但其後該公司欲送現金遭乙拒絕,此時受賄故意阻斷,此前的謀利事項僅為乙換取了投資機會,乙有實際投入,且總體分紅未超出正常比例,不屬於合作投資型受賄,其行為應以違規從事營利活動定性處理。

【評析意見】

  筆者贊同第二種意見。實踐中,黨員領導幹部以各種方式投資入股情況較為多發,以開辦公司等名義合作投資收取利潤的行為,究竟定性為合作投資型受賄還是違規從事營利活動,爭議較大。

  一、合作投資型受賄的理解與把握

  合作投資型受賄系“兩高”《關於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規定的新型受賄方式。根據《意見》,合作投資型受賄主要有兩種形式,收受出資型和收受利潤型。無論何種形式,在認定受賄時都需同時具備兩個要件,其一是未實際出資,其二是未參與經營管理。在不符合兩者之一的情況下一般排除受賄罪的認定,一是有真實出資(不限於貨幣形式),而非請托人墊資或其他形式的“空手套白狼”;二是確實參與了經營管理,付出了實際勞動或服務,某種情況下經營管理行為亦可成為一種出資方式,其獲得利潤具有一定的正當性,一般不作受賄處理。

  但是並非只要實際出資就一定不構成犯罪,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仍可能涉嫌受賄罪:一是公司實際經營並盈利的情況下,給國家工作人員分配的利潤超出其應得收益;二是公司本身沒有實際經營或盈利的情況下,仍給國家工作人員分配利潤;三是公司本身沒有實際經營或盈利的情況下,國家工作人員仍然向公司索取利潤;四是公司同期未給其他股東分配利潤的情況下,只給國家工作人員分配利潤。

二、違規從事營利活動與合作投資型受賄的區分與界限

  黨員幹部違規從事營利活動,撇開身份來說,筆者認為,可分為正常經營行為與非正常經營行為。正常經營行為,指在經營活動中有實際出資或參與經營管理,承擔投資風險,分得利潤正當合理的情況,此時結合身份一般定性為違規從事營利活動,不以利用職務之便為要件,若利用職務之便,所分利潤超出應得收益,則可能構成受賄,例如案例1。非正常經營行為,指實由他人出資或自己象徵性出資,不參與經營管理,不承擔經營風險,坐享收益的情況,此乃假投資假合作,涉嫌合作投資型受賄,這種情況必須也必然要利用職務之便。由此看出,違紀與受賄的界限根本在於收益與付出的對價性,所獲收益依賴於實際出資還是職權地位,若系實際出資之對價,只要回報與投資基本成比例,則構成違紀;若系職權地位之對價,則涉嫌受賄犯罪。

  回到本文的兩個案例,前期謀利後請托人為表示感謝,均同意讓他們投資,裡面確有權力入股的成分,存在利益輸送,乍一看很像受賄(特別是案例2),易與違規從事營利活動混淆。在現有法律框架之下,黨員幹部本人有真實出資難以被評價為犯罪。如前所述,真實出資獲取的收益和其職務行為的對價性已經不完全對等或者說不純正了,不是《意見》上所指的對價行為。換言之,職務與收益之間的對價關係不成立或者說不完全成立。此時認定犯罪應持審慎態度和謙抑原則。此外,還可結合有無參與經營管理、有無利潤差額、是否承擔經營風險、公司有無資金需求、有無盈利等因素去綜合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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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準確界定以借為名受賄與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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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投資型受賄與違規從事營利活動之辨

案例1:黨員領導幹部甲,利用職務便利為轄區內某房地產公司老板A投資的房產項目在用地事項上提供幫助。事後甲提出想 […]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 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9年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781次会议通过,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兴奋剂犯罪,维护体育竞赛的公平竞争,保护体育运动参加者的身心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制定本解释。

第一条  运动员、运动员辅助人员走私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或者其他人员以在体育竞赛中非法使用为目的走私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涉案物质属于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第三款的规定,以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罪定罪处罚:
(一)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
(二)用于或者准备用于未成年人运动员、残疾人运动员的;
(三)用于或者准备用于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的;
(四)其他造成严重恶劣社会影响的情形。
实施前款规定的行为,涉案物质不属于国家禁止进出口的货物、物品,但偷逃应缴税额一万元以上或者一年内曾因走私被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后又走私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的规定,以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定罪处罚。
对于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以外的走私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行为,适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走私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4〕10号)规定的定罪量刑标准。
第二条  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涉案物质属于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限制买卖的物品,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第三条  对未成年人、残疾人负有监护、看护职责的人组织未成年人、残疾人在体育运动中非法使用兴奋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六十条之一规定的“情节恶劣”,以虐待被监护、看护人罪定罪处罚:
(一)强迫未成年人、残疾人使用的;
(二)引诱、欺骗未成年人、残疾人长期使用的;
(三)其他严重损害未成年人、残疾人身心健康的情形。
第四条  在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公务员录用等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涉及的体育、体能测试等体育运动中,组织考生非法使用兴奋剂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的规定,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定罪处罚。
明知他人实施前款犯罪而为其提供兴奋剂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五条  生产、销售含有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的食品,符合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一百四十四条规定的,以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处罚。
第六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行使反兴奋剂管理职权时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兴奋剂违规事件,严重损害国家声誉或者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符合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规定的,以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定罪处罚。
依法或者受委托行使反兴奋剂管理职权的单位的工作人员,在行使反兴奋剂管理职权时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的,依照前款规定定罪处罚。
第七条  实施本解释规定的行为,涉案物质属于毒品、制毒物品等,构成有关犯罪的,依照相应犯罪定罪处罚。
第八条  对于是否属于本解释规定的“兴奋剂”“兴奋剂目录所列物质”“体育运动”“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等专门性问题,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反兴奋剂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国务院体育主管部门出具的认定意见等证据材料作出认定。
第九条  本解释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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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 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走私、非法经营、非法使用 兴奋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9年11 […]